从此天高任鸟飞

　　前天晚上貌似没有什么事情做：计算机三级还有十数天，挑战杯无甚进展，论文残缺方法，考研更是遥遥无期，恰好同学说有关于红楼梦的讲座，还是陈洪讲的，便兴冲冲地去了。
　　听讲座的最高境界其实是看“狗咬狗”，这句话似乎有点过分了，但听着文人相轻，却不敢相互间指名道姓，装作一幅大义凛然、真理在握的样子，的确是一件快事。
　　收获是终于把“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主要思路给弄清楚了，平时只是有空的时候看一下，现在终于了解了在知识界不逊色于“超级女生”的文化现象了。
　　最后，我认为陈洪校长的讲话的确很有逻辑性，不愧是文学院的；还有，感谢文学院的师兄说：“都是同一个学院的，大家不要占座！”使得我们在人数多于座位的情况下因为早去的原因，作为不同是一个学院的混进去并且有了座位。 本文引用地址 (track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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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天津工商银行的“特殊效率”，我一向都是在自动柜员机上取得钱，倒也相安无事。可惜，也许是取钱的生活过于太平和容易，我遭此劫难。
　　在多个柜员机吞进我的卡而拒绝提供钱以后，我终于不再怀疑是工行员工的“热情”传染给了机器：不出我所料，由于种种不知道的原因，我的牡丹卡消磁了，于是，排队，说明情况，交了五元钱，“你的身份证！”猝不及防的晴天霹雳把我吓一跳，于是，小心翼翼的问：我记得我的身份证号码，行吗？不行！有学生证，行吗？不行！
　　在我转身的时候，很热情地提醒我：用户口本也行？我真想找个地缝，我就这么像没有身份证的未成年人吗？
　　于是很郁闷的一天去了工行排队近两个小时，一边心里暗自诅咒可恶的工行规定，一边心痛我的五块大洋。
　　于是，我好好总结了我在证件上的苦难历史：
　　首先是身份证，在我办理的时候，很不幸，由于公安局叔叔阿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电子政务过程中的“过度热情”，我与父亲失去了关系，这要是在文革期间，倒刚好可以断绝父子关系，听说那时候很是流行。可惜，在二十一世纪，我还是觉得玩这种游戏过于危险，毕竟在当时，“义务教育”还是要交钱的，不能包吃包住，吃大食堂……结果当然是开证明，验明我的正身。现在想来还是后怕，要是哪个牛烘烘的黑客袭击，或者来个啥“断绝关系”病毒，我是不是又要……珍惜现在哪！
　　然后是阅览证，没有进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经常进图书馆是好学生的一种证明方式，于是频繁出入于老图，新图，经图，自豪感的培养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丢了！于是，排队，说明情况，交了十元钱，貌似，“你的学生证！”猝不及防的晴天霹雳把我吓一跳，于是，小心翼翼的问：我的学生证交上去定车票了，我记得我的学号，行吗？不行！有住宿证，行吗？不行！
　　在我着急的时候，很热情地提醒我：去学院开个证明也行？我真想找个地缝，我就这么不像南开人？
　　于是很郁闷地开好证明，结果，省身爷爷去世了……南开人都知道，新图半瘫痪了，我再也不能很嚣张地出入，而是借同学的证件偷偷摸摸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我经常小心翼翼地问，啥时候能办证啊？答曰：起码得半个月！态度由于爷爷的去世而显得愈发恶劣，我能理解，呜呜！
　　最后是饭卡，就其质量而言，四年而一直能用是不可能的。今天看来，补办牡丹卡才５块钱，一张饭卡要１０块钱，如果不考虑规模经济的影响，学校的确是获得了垄断的超额利润。
　　以上是我的证件惨案，谁有更惨的，说出来，我还能得到一点安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本文引用地址 (track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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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先进管理经验”遇见中国国情，肯定会无可奈何地入乡随俗，然而这一次，却随俗地让人苦笑，或者会心一笑，或者说找乐。

　　前天晚上去了一趟家乐福，开始没有注意，后来见到几个老外在卖牛奶的地方指指点点，就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了。接着，有一位送货员大喊：“老大那边怎么样了？”

　　我也就逐渐明白过来了，原来是总部来人了。不过白堤路店却如临大敌般：门外的保安加入到收拾推车的行列中去；门口的自行车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反正是不挤了；每种廉价商品都有专人举着一个牌大声呼喊，而平时却只在广播里提醒提醒；甚至在卖水果的摊位前都有专人守候。

　　总部的人肯定是满意而归了——其实这在中国很普遍，甚至随便拉一个小孩，他都见怪不怪，只是我没有想到家乐福这种外资企业也加入到了弄虚作假的行列中来，所以“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靠不住的。正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关键在于人！

　　最为搞笑的是到最后结账的时候，我排在了同学后面，结果马上被旁边的小姐拉过去了，原来今天的家乐福是不允许排队现象的存在的。

　　想想也就想通了：我不是做了一晚上的上帝了么？知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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